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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嘉诚撤资背后: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等4大风险

发布日期:2015-09-21   作者:大燕网     浏览次数:62

 在撤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后,李嘉诚终于在9月17日晚上首次做出公开表态。他通过长实地产2015年中期报告公开表示,将继续看好中国经济;内地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中国主要经济战略,将缔造无限商机,预计香港也将因此受惠。
  对于李嘉诚的这番表态,不知多少人是真的相信了?也不知多少人依然不信?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:“是还是不是,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  李嘉诚为什么“跑跑”?
  最近一段时间,不知什么原因,李嘉诚撤资大陆的事情,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问题,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喊出“别让李嘉诚跑了”的口号,甚至还有人发出了“不能让李嘉诚过桥抽板”的说法,让人觉得颇为诡谲。
  李嘉诚的出走,一定有多重原因,绝非单一原因那么简单。坊间传闻的种种原因,想必“李超人”听了,都只会抿嘴一笑而已。但他绝不会告诉你,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。
  其实,“李超人”之所以成为高人,就因为他绝不会为了某个单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,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综合考虑之后才做出的撤资决定。
  既然这样,大家就不要在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做过多无谓的“脑力激荡”了。从宽容的角度来看,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已。既然当年可以来投资,现在当然也可以撤资。很多的恐慌和责难,其实都是无谓的。
  至于提出“别让李嘉诚跑了”的官媒文章称,李嘉诚早年在中国的发迹,靠的是权力的关照,因此“李超人”未来还有三大使命未完成,这显然有点过于强人所难了。要让“超人”成为“圣人”,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。
  更重要的是,在中国这么一个蓬勃兴旺的大市场里,“李超人”走了,一定还会有“王超人”、“马超人”等源源不断地进入。值得注意的是,与“李超人”相比,新近崛起的富豪们,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出自中国大陆本土的人士。
  当然,鉴于“李超人”的风波及其“教训”,新崛起的“王超人”、“马超人”等人,最好不要再与权力有太多的瓜葛。
  “与政府可以谈恋爱,但千万不要结婚。”马云的这句话,大家忘记了吗?
  更多地相信马云们
  说到“王超人”和“马超人”,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健林和马云。
  与李嘉诚相比,王健林和马云等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成功企业家,他们不仅是象李嘉诚那样的投资家,而且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业和平台,切切实实地在改变着中国的许多东西。比如,马云对中国人购物方式、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,相当程度上早已超过李嘉诚对中国的改变。
  2012年年底,我在北京主持一个论坛,嘉宾是王健林和柳传志。那一次,在我的“煽动”和“挑拨离间”之下,无论是柳传志还是王健林,都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,现场气氛十分活跃,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  论坛上,我问王健林:“您的万达已经这么成功。您还有更大的野心吗?”
  你猜王健林怎么说?他的回答是:“当然有啦。我最大的愿望,是在中国大地上办一家银行。能让我办吗?如果能,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。”
  刹那间,全场一片寂静。至少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,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回答王健林的这个问题。但寂静之后,全场刹那间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。
  将近三年后,当民营银行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,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现场的听众,想必都会释然很多了。
  至于马云,大家想必都记得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说过,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;未来十年的中国,一定比现在更为美好。
  马云对中国的信心,来自于他对自己所起家的电子商务的信心,以及覆盖电子商务的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前景。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技术革命的大趋势作对。“银行不改变,我们就改变银行。”马云当时的这句话,很多人仍记忆犹新。
  马云和王健林们等“本土派”未来对中国的改变,一定将超过李嘉诚所代表的“海外势力”,而不管这条改变的路上仍将有多少传统体制和传统思维的障碍。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李嘉诚家族撤走就撤走吧,中国人民也该有点自信了。
  我们不是老是嚷嚷着要自信吗?怎么李嘉诚一撤资,我们的所有自信也都烟消云散了?这让“本土派”的马云和王健林们情何以堪?
  今日中国:成就使人自信,问题使人警醒
  但是,话虽这么说,有些认真、严肃的反思还是需要的。
  李嘉诚可能永远不会告诉我们,他撤资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,以及他是否看到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风险。但这不等于说,我们在一阵热闹过后,就也可以“渲染归于平淡”,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 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,今天的中国是成就与问题兼备,“成就中国”与“问题中国”正在激烈赛跑中。
  现在不是又时兴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了吗?很多人一定记得,老人家曾说过一句话:“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。”
  把这句话稍稍改一下就可变成;“成就中国使人自信,问题中国使人警醒。”
  今天的中国在成就巨大的同时,确实存在一系列让人不可忽视的风险。成绩不说不会跑掉,风险不说倒可能不断累积,以致后患无穷。
  今天的中国,存在四大风险:一、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;二、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;三、社会稳定的风险;四、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。
  虽然不知道“李超人”是不是因为这四个风险而撤资,但我下面会给大家一一道来,做一个简单的分析。
  一、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
 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,相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。只不过,绝大多数论述只是在中国经济的需求面做文章,亦即投资、出口、消费这“三驾马车”,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供给面的严峻挑战。
  中国经济在供给面同样面临“三驾马车”的严峻挑战,亦即劳动力、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。中国“人口红利”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,而且其负面效应将在未来二十年里不断蔓延。因此,未来二十年,中国如何在没有“人口红利”的情况下,继续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,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。
  天下华山一条路,出路只有一个,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,尤其是提高以创新为主导的核心竞争力。但坦率讲,对这一点,许多人信心严重不足。试想:在一个素来就不鼓励创新的传统教育体系里,在一个素来不鼓励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,忽然要以创新为主导,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  正如我日前在《2015年:四万亿翻版正在重演?》一文中所阐述,从国际的经验来看,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,大概将经历是5-8年的时间。这5-8年里,中国经济调整须完成三大转型:一、经济结构须有第二产业(亦即工业)主导,转为第三产业(亦即服务业,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)主导;二、须由生产要素主导转为创新主导;三、须由基建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。当5-8年的经济调整期结束时,上面的三大转型也将相应完成。届时,中国经济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说,还将面临20年的高速增长期。
  问题是:在这5-8年的经济调整期,我们的改革能否跟上?若改革能相应跟上,那么前景无疑光明;若改革跟不上,那么前景就将相对暗淡。
  而实际情况恰恰是:进入2015年,改革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其背后的浅层原因,自然是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人们无暇顾及改革;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更为复杂。人们只要看一下刚出台的《国企改革指导意见》即可大致明白这一点。
  如果说,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针是“微刺激,强改革”,那么当2015年“微刺激”已经变成“微强刺激”之后,原来的“强改革”是否也该相应变成“超强改革”?
 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套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:“理论是丰满的,现实是骨干的”。
  最关键的是:如前所述,由于“人口红利”的下降,中国未来二十年里,都将在没有“人口红利”的情况下,继续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。
  古人说: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中国的问题再多,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,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掩盖或拖延,过去若干年我们就是这样“拖”过来的。但经济一旦持续下行,那么所有深层的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,很多平日没有关联的问题,都将彼此发生逻辑联系,形成一个巨大的“并发症”。关于这一点,下文还有阐述。
  二、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
 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,就是在金融领域里发生“骨牌效应”式的大滑坡,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,但基本上绕不开债务危机这一总源头。
  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已经是GDP的200%,其中地方债虽然比例不高,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乍舌。短短十年里,中国的地方债几乎翻了五、六倍,而且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。
  其背后的原因,又涉及到改革的问题,亦即财税改革。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呈现巨大分离的情况下,地方政府面前只有两条路:一是土地财政,印证了法国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: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”,二是大幅举债。
 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大幅举债,原因只有一个:相信人民相信党。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,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,中央政府将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。他们深深地相信,只要不改革,中国就永远不会出现象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的情况。试想,今天的中国,你能相信哪一个城市将由于举债过高,无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样宣布破产吗?
  这一切得益于封闭和不改革。但今天中国的另一面却是,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。从改革已经走到一半的角度来看,今天中国又早已不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,银行的呆账、坏账也总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。总有一天,中央政府将再也无力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,也许就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日。
 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,是资本大幅撤离的时刻,也是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刻,所有的“骨牌效应”都会在那一刹那爆发。
  也许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,大家觉得匪夷所思,或危言耸听。但我告诉你,矛盾就是这样累计下来的。矛盾的累积永远是一个“温水煮青蛙”的过程,从量变到质变,平日不会发觉,但一旦发觉时,一切都为时已晚。
  另外,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机,让所有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下面几点:一、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何等脆弱;二、中国金融体制内,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经验的人才何其稀缺。
  要解决这些问题,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:一、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之所以相对安全,源于其不开放,因此未来对开放和改革要更为谨慎;二、中国金融体系若不开放,未来累计的问题将更多,因此要加快开放,使其真正具备抵御一切“病毒”的能力。
  两者孰对孰错?这里又用得着莎士比亚的那句话:“是还是不是,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  三、社会稳定的风险
  社会稳定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,而是所有转型期国家的通病,但又具有“中国特色”。
  所谓转型期国家的通病,是指凡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,都会遇到工业化、城市化带来的问题,这在欧美的转型历史上屡见不鲜,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、借鉴。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对社会稳定问题不必过于敏感,它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,而是一个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。我们的很多官员一遇到社会稳定问题,首先想到是政治问题,用客气的话说,这多半是由于读书不够,因而没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。
  而所谓“中国特色”,是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,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相当程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,以致于很多时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:“穿新鞋走老路。”
  我在很多场合就发表过这一观点:今天的中国,有两个过程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同时发生,一是发展,而是改革;发展始于1860年代的“洋务运动”,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延续,而改革则始于1979年,主要是为了改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。
  在改革开放36年后,今天的人们表面上已很难区分,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,到底哪些是发展,哪些是改革。但只有当问题出现了,而我们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严重分歧或严重偏差的时候,我们才会隐隐发现,我们原来的那些旧体制和旧思维,依然在如此严重地束缚我们的手脚。
  读到这里,您也许会觉得奇怪:读书不够,视野不宽,旧思维束缚手脚,这与当今中国的风险有什么关系?其实,这里面的关系大着呢。君不见,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稳定问题,本来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,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。但之所以处理不好乃至激化,都是由于官员的水平不够造成的。
  这就象外科医生开刀,本身是很专业的问题,考验医术,考验水平,但有的大夫医术不精却还满脑子政治思维,你说这刀能开好吗?
  2012年,我写过一篇文章,提出一个观点:当今中国,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,切忌把专业问题政治化。三年过去了,这个观点不但没有过时,而且还越来越迫切了。
  几年前,我还提出过“两个速度”的理论,即经济上升速度能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,是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。过去若干年,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,因而很多问题被掩盖或“拖延”了;但如前所述,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,社会矛盾很有可能跑过经济增长,届时一切问题就会浮出水面。
  在这个时候,全面提高官员的认知和治理水平,已经不是一句空话。如果用市场经济的“药方”治理市场经济的“病症”,而非用计划经济“药方”治市场经济之“病”?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
  四、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
  今天中国的另一个风险,是战争的风险,或者用稍微缓和的话来说,就是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。
  也许你觉得我又在危言耸听。但只要看看这些年中国外部矛盾频发的程度,以及我们国内对军事的关注热度,就可大致清楚这一点。
  这里的问题看,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。从客观方面来看,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,到了一定时候,都会遇到内部转型期矛盾频发,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问题,即所谓内外夹攻的局面。就外部冲突而言,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,必定会与外部力量产生矛盾,无论是领土的矛盾,资源的争夺,市场的划分,势力范围的界定,以及话语权和领导权的确定等,无不如此。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今天中国崛起要绕开这一历史传统的“魔咒”,恐怕很难做到。这是这一代中国人在幸运中的宿命。
  从主观的方面来说,中国过去三、五百年,积弱积穷,积攒着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,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机,正好可以一展雄心。这种心理作为中国人都可以感同身受,但却需要超越,否则即便不导致悲剧,也很容易导致心理扭曲。
  从外部世界的角度说,世界秩序五百年河东,五百年河西,西方人面对中国的崛起,心理极其不平衡。在这方面,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。
  关键是,中国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,都只是理论上的讨论;在每天的政治实践中,很少有人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准和实操能力。
  中国人要声索南海主权,周边国家和美国认为中国在挑衅,搞得中国人很冤枉;中国的实力发展自然要冲击美国主导的秩序,美国人心理酸溜溜,但又不明说,于是给中国设置很多障碍。理论上说,中国崛起,中美共管世界,中美可以好好谈,但中国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国谈,美国人会愿意坐下来真诚地和中国人谈吗?中国人一味相信实力可以改变一切,但我们有没有看过历史上西方国家为此走过的弯路?我们是否要重复这些弯路?
  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很抽象,很虚,但放在现实政治层面,就会觉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地区,经济很繁荣,但安全形势却最危险。大国崛起及其与周边的矛盾,也都有一个“温水煮青蛙”的过程。我们只要看看1995年到现在,短短二十年,我们的安全局势发生了何种变化,我们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,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战争了。
  最近,我经常提出“2050年命题”,亦即到了2050年,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?从现在到2050年,还有35年。35年,不短也不长。1980年我刚上大学,迄今正好35年,其间中国与世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?那么再过35年,我们将更和平,还是更危险?我们的内心将是更幸福,还是更焦虑?
  说35年之后的事情,似乎太耀眼。但着眼于未来若干年,一旦打仗,我们怎么办?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潜在念头。普通百姓可以不想,可以依然迷恋于各种军事节目,但李嘉诚可能不会不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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